柏拉图(公元前427-347年)是古希腊著名的哲学家和思想家，他的政治哲学思想对于西方的政治学甚至整个文化的发展，无疑都产生着深远的影响。以下是小编精心整理的柏拉图的哲学思想毕业论文的相关资料，希望对你有帮助!
哲学与政治：柏拉图的哲学王思想探析
柏拉图(公元前427-347年)是古希腊著名的哲学家和思想家，他的政治哲学思想对于西方的政治学甚至整个文化的发展，无疑都产生着深远的影响。他认为，只有启蒙所形成的“开放洞穴”使政治成为可能，也使得“政治哲学”成为必要，进而使得哲学与政治，睿智的认识与实际的行动形成合力。哲学王思想是柏拉图政治哲学中最核心的学说之一。在《理想国》中， 他从“正义”出发构建了哲学王统治的城邦国家，通过洞喻故事把正义城邦何以可能的问题转化为囚徒解放问题。囚徒解放既涉及囚徒个人的解放，更重要的是囚徒群体的解放。前者的核心是困境中的某个囚徒走出洞外成为自由人，即哲学家的造就问题;后者是这个哲学家重返洞内去解救同伴，从而使自己转变为哲学王的问题。如何造就哲学王以及哲学王如何建构正义城邦是柏拉图政治哲学的主题。不过，柏拉图在论证这一主题时，其思想也在不断地发展与转变，并逐渐把教化与强制、统治与民主、正义与法治联系了起来，以构建他的正义城邦，作为对现实腐败的城邦政治的批判。
一、“哲学王”思想的渊源
柏拉图出生于雅典的一个贵族家庭，早年的他是民主政治的拥护者。不过，公元前431-404年，以雅典为首的提洛同盟与以斯巴达为首的伯罗奔尼撒联盟之间的一场长达28年的战争，使得雅典的社会生产力遭到极大的破坏，人口锐减，传统的伦理道德标准和宗教信仰也遭到严重的破坏。在这种社会矛盾纷呈的状况下，民主政体的弊端日益暴露：民众们虽然参与城邦政治，但却不知怎样参与，多数是凭借个人的好恶来做决定，这就容易被极少数政治家利用做出一些不明智的决定，再加之个中原因，雅典战败，民主文明的繁荣时代也宣告终结。之后“三十僭主”政体乘机取代了雅典的民主政体，这些僭主中一些是柏拉图的亲戚和好友，他们曾经邀请他一起执政。最初，柏拉图对于新政体抱有好感，认为当政者是在进行改革和公正地治理国家。但是，随后的发展却使柏拉图看到僭主政治并没有给国家带来正义。苏格拉底作为公民被推选为五百人大会议员，雅典人要集体审判十将军，因为他们由于风暴没有注意运回阵亡的士兵尸体，当时诸多议员迫于压力，只有苏格拉底冒着被处死的危险坚持十将军无罪。此外，苏格拉底还曾受三十僭主的胁迫，要他判萨拉米斯的赖翁死刑，但苏格拉底坚持不去行不义。[1]这使得柏拉图放弃了对于僭主政体的希望。
苏格拉底之死对柏拉图的思想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公元前399年，一个年轻人在雅典状告苏格拉底，说他不信城邦神并引进新神，败坏青年。苏格拉底在法庭上面对500人的陪审团做出申辩。柏拉图的《申辩篇》非常生动地展现了这一过程，这篇对话虽然是苏格拉底的申辩，却可以被看作苏格拉底与城邦的对话。实际上，苏格拉底本可以采用修辞或缴纳一笔罚金搏得法官们的同情，但他把法庭上的申辩变成了他在雅典城邦面前的哲学陈述，即哲学在政治面前的申辩，结果处处惹恼法官，以至于本来根本不会判处死刑的案子，法官只能照死刑宣判。我们可以从柏拉图那里看到哲人苏格拉底在城邦中的形象。第一，苏格拉底是一只牛虻(《申辩篇》)，他要不时叮咬城邦，使城邦处于不断思考和反省中;第二，苏格拉底是助产士(《泰阿泰德篇》)，他要帮助人们净化他们的意见，去除那些未经反省的偏见;第三，苏格拉底是一支电鳐，他总是不断使自己处在瘫痪状态中，也使别人感到困惑(《美诺篇》)。[2]也就是说，尽管苏格拉底仍然处在城邦的空间中，但其思想可以摧毁各种既定的标准，瓦解城邦的伦理，而当思想的飓风吹到城邦时，不仅唤醒沉睡的城邦，使人们冷冻的思想解冻且会彻底击碎普通人对生活的信念。城邦也就不可避免的会对作为智者的苏格拉底产生不满。显然，哲学与政治的关系在哲人苏格拉底这里处在紧张的冲突中。柏拉图也从此放弃对政治的追求转向对哲学的研究。
这样的经历，促使柏拉图开始思考治理国家的人以及他们的习俗和法律。既然人的品性堕落是政治败坏的根源，所以柏拉图认为，要改造现实的不良政治就必须从改造人的品性入手，而且只有哲学家才能承担这个使命，只有哲学家获得政权或政治家成为哲学家并对个人和城邦进行改造，才能使个人和国家达到善。另外，柏拉图在自己的亲身游历中，结识了塔仑它木城邦的政治领袖、毕达哥拉斯学派的主要代表人阿启泰，塔仑它木的民主政体和阿启泰的为人、学识都给柏拉图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阿启泰成也为柏拉图日后追求的哲学家与政治家相结合的“哲学王”的雏形。
二、“哲学王”思想的本质
“正义”是柏拉图政治哲学的理论支柱，也是他构建“理想国”的出发点和归宿。柏拉图所谓的“正义”，是“德性”意义上的正义，是“整个城邦的正义” [3]。他说：“在我看来，之所以要建立一个城邦，是因为我们每一个人不能单靠自己达到自足，我们需要许多东西” [4]，而“个人性格不同，适合于不同的工作” [5]，这也就是国家产生的原因。一个好的城邦不仅需要能提供满足基本生存需要的农民以及其他技工，而且还需要能够保卫领土卫国者。为了说明这个原则，柏拉图还提出了著名的“金银铜铁论”：“老天铸造他们的时候， 在有些人身上加入了黄金，这些人因而是最可贵的，是统治者。在辅助者(军人)的身上加入了白银，在农民以及其他技工身上加入了铁和铜。” [6]确切地说，由于统治者是高贵的，因而只有他们才具有一种真正的知识，即用来考察整个国家大事的智慧，这种知识只有少数人才能拥有;被加入了白银的军人，经过严格的体操和艺术训练，他们不但有强壮的体魄，还有勇敢的美德;对于劳动者，因为其充满了欲望，节制则是他们的美德。基于上述等级的划分，柏拉图认为，如果每个人在城邦内都能够做自己分内的事，这就是“城邦的正义”;而每一个人自身的各种品质在自身都发挥了各自的作用，那他就是正义的，这就是“个人的正义”。
而“ 哲学王”思想是柏拉图对“理想国家如何实现”的回答，该问题又可归结为理想国家应当由谁来统治。对此，还有以下诸问题：理想国家是怎样的国家?为什么只有哲学家才能胜任最高统治者?在《国家篇》中柏拉图“哲学王”思想的展开是沿着哲学、哲学家、哲学王一步步推进的，他以一种迫切而隐晦的形式宣告了哲学统领一切的开始，洞喻是贯穿其中的重要线索。他认为，哲学是对自在自为的真理和正义的意识，是对国家的普遍目的及对这种普遍目的的有效性的意识。 [7]它所追求的是一种至高的“善”。柏拉图用太阳作比喻，认为“善”不仅是知识和真理的源泉，而且正如太阳是万物产生的原因。借助于洞穴喻，他指出，真正的哲学家是走出洞穴的自由囚徒，他们具有最伟大的知识，“看见过美本身、正义本身和善本身”， [8] “能够体验到沉思真正的存在与实体所带来的快乐”。[9]同时，作为获释的囚徒，当他走上那陡峭崎岖的坡道，来到阳光下，他会觉得两眼直冒金星，并得知以前所看到的事物都是虚假的时，一种认知上的错乱会使他不断质疑自我的存在，而这种身体和 心理的双重折磨将一直伴随其探寻真理的全过程。这番描述说明了哲学家成长过程的艰辛，回应柏拉图对哲学至上性的论断;同时也预示哲学与现实 政治之间的某种隔阂。
在这个基础上，柏拉图指出，“除非哲学家成为我们这些国家的国王，或者那些我们现在称之为国王和统治者的人能够用严肃认真的态度去研究哲学，使政治权力与哲学理智结合起来，而把那些现在只搞政治而不研究哲学或者只研究哲学而不搞政治的碌碌无为之辈排斥出去，否则……我们的国家将永远不会得到安宁，全人类也不能免于灾难”。[10]显然，所谓“哲学王”也就是哲学智慧和政治权力结合的体现。不过，他强调，真正的哲学家永远酷爱永恒不变的知识(理念)，不会迷失在生灭变化的事物之中，“哲学家的灵魂一直在追求人事和神事的整全”，他的心灵有宏大的思想，对一切时代和一切存在进行沉思，制定出关于美、正义和善的法律，并守护着它们，这样的哲学家理当成为城邦的最高统治者[11]，无疑也是城邦的最完善的护卫者。如何培养这样的统治者、护卫者呢?柏拉图认为，除天赋之外，还须“劳其心努力学习，象劳其力锻炼身体一样”，必须“走一条曲折的更长的路”，其中最重要的是学习“善”的理念。[12]柏拉图进一步指出，每一位哲学家的 教育和培养模式都是循序渐进的，他并不要求从小就学习理念论、辩证法，而是在完成全部教育课程、经历 实践锻炼，尤其是被遴选为统治者以后，提出了更高的学习研究理念论的要求，并且把它与城邦的治理结合起来。当他们以这样的方式看见了善的理念时，就得以善为原型， 管理好国家、公民和他们自己，他们出任城邦的治理者不是为了个人名利，而是“为了城邦”必须做的是应尽的职责。[13]
三、“哲学王”思想的转变
当然，柏拉图的“哲学王”思想的提出饱受争议。波普尔视柏拉图为“开放 社会的敌人”，对其进行“极权主义”、“专制主义”、“唯美主义”等的定性，并明确指出“哲学王就是柏拉图自己”，而《国家篇》就是“柏拉图本人对神圣权力的要求”，从而在根本上否定了这一理论的存在价值。在柏拉图看来，虽然哲学家能够看到真实的世界，但他们往往并不愿意回到人间去拯救现实的世界，“所以哲学家都保持沉默，只注意自己的事情。他们就像一个在暴风卷起尘土或风雪时避于一堵墙下的人一样，看别人干尽不法，但求自己得能终生不沾上不正义和罪恶，最后怀着善良的愿望和美好的期待而逝世，也就心满意足了。” [14]可见，柏拉图已认识到了哲学家从政的艰难性。为此，他认为哲学家为王是需要一定条件来保证的，即“只有在某种必然性碰巧迫使当前被称为无用的那些极少数的未腐败的哲学家，出来主管城邦……只有在正当权的那些人的儿子、国王的儿子或者当权者本人国王本人，受到神的感化，真正爱上了哲学时——只有这时，无论城市、国家还是个人才能达到完善”。[15]柏拉图为实现自己的理想而进行的三次西西里之行，但最后都归于失败。这不但说明了想通过学习哲学来实现“善”的统治的实现是何等的渺茫，也说明了现实条件并不允许哲学家为王。
然而，在《政治家篇》中柏拉图的思想发生了转变。《政治家篇》的绝大部分篇幅都是围绕政治家的定义展开的。柏拉图选取了一个非常形象的例子——纺织来定义政治家，最后他得出的结论是，政治家是具有真正统治技艺的人，他们依靠相互和谐与友谊的纽带把人性中的不同因素及不同部分结合在一起，就如同织布者把经线和纬线恰切而和谐地织在一起，这样政治家的这一块织物便成为最美好和最优秀的。在此，值得注意的是柏拉图对适度原则的强调，他开始从绝对走向相对，产生了对相对价值的认同。他不仅认识到“大”与“小”的相对性，而且明确反对“过度”与“不足”，认为勇敢走向极端会成为凶残和疯狂，节制和谦卑过分会变得软弱无能，只有坚持适度原则，才能使“善的所有部分都处在相互谐和的状态中”。在实践中，政治家必须选择一名同时拥有两种性格的人，当需要几位执政官的时候，他必须确保两种类型全都有恰当的代表，以便使一部分人的勇气和活力，调和另一部分人的温和和谨慎，从而保证整个国家之网的和谐。这一点无疑具有直接的现实意义。另外，柏拉图继二分法之后讲述了本篇唯一的一个神话故事，即“反向旋转的宇宙”。这个故事最直接的目的在于帮助人们纠正二分法中对 政治家的界定，把政治家从神灵的位置被拉回到了人间，神性色彩遭遇否定，获得承认的只是其人性的部分。[16]
其次，柏拉图意识到了法律的另一层作用。在《政治家篇》中，一方面他仍坚持认为法律具有一定的局限性。这种局限性不仅表现为法律的统一性与个体差异性之间的矛盾，即“法律从来不能签署一条对所有人具有约束力的命令，这条命令能使每个人处于最佳状态，也不能精确地规定 社会每一个成员在任何时刻都知道什么是好的，怎样做是正确的”，[17]并且法律对具备王者技艺的人的束缚。[18]另一方面，柏拉图又认为法律是必要的。因为他意识到“权力和智慧结合于一身是罕见的，人性又是自私的，”[19]通过医生和船长的例子他更清楚地认识到，如果对掌握真正技艺的人不作任何约束，他们既可能突破现有法律的支配，实现对现实的改进，也有可能在野心的推动下为谋取个人利益牺牲整体的利益，而后一种结果对社会的破坏程度要远远大于法律的严格性对独立研究的束缚。这样看来，法律的保护作用还是非常重要的，人们可以通过它向真正的统治靠近。因而，柏拉图最终认定，在一个法治的城邦还是应该遵守法律，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柏拉图对“ 哲学王”思想的改进。
柏拉图的“哲学王”思想反映了他迫于当时的政治现实，试图拯救每况愈下的希腊民主制的美好愿望。透过他的著作，柏拉图对哲人与城邦关系的反思给我们以深刻的启示。中国自古以来是礼仪之邦，重视精英 教育，道德教育。然而，当今社会，人们的物质生活水平越来越高，道德领域却出现了缺失，人们以不择手段追求功利为目标。面对生存的困惑，人们呼唤道德的重建。可见，我们在强调法治重要性时，不应该忽视道德的重要作用。哲学家的责任就是要永远保持一种“正义”的信念，以批判为其社会功能定位的，而这也正是现代知识分子的本来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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柏拉图审美教育思想之哲学审视
摘 要：柏拉图的审美教育思想主要体现在《理想国》、《法律篇》中，包括音乐教育、文学教育等。柏拉图提出了审美教育的标准：符合道德和政治标准，这与柏拉图的神论和理念论关系紧密。从价值论的角度来看待柏拉图的审美教育思想能更深入地理解柏拉图的深意。
关键词：柏拉图;审美教育思想
柏拉图(Plato，公元前427-前347)出生于雅典的一个贵族家庭，父母的祖先都可以追溯到雅典过去的国王或执政，家庭出身对柏拉图的哲学、美学及审美教育思想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他早年受过很好的教育，比如说音乐、诗歌、绘画等，文学和数学方面尤其突出。20岁起开始跟随苏格拉底学习，直到苏格拉底被民族派处死为止，前后共8年，苏格拉底的死，使得柏拉图对希腊的一切政体完全失望，他决定通过哲学的手段来建立理想的国家，可以说这位令他一生敬仰的老师对柏拉图的思想产生了最重要的影响。苏格拉底死后，柏拉图开始游历埃及，在埃及学习天文学，并考察了埃及的制度文物。然后又去意大利的西西里岛，尝试现他的国家政治抱负，不过得罪了国王，据说被卖为奴隶，幸亏被一个朋友赎回。公元前396年，柏拉图回到雅典建立了著名的学园，开始授徒讲学，亚里士多德就是他的弟子之一。柏拉图在学园时期还又两次重游塞拉库萨，想实现他的政治理想，可惜两次都失望而归。晚年的柏拉图一直在学园讲学，直到81岁去世为止。①
柏拉图论审美教育(在这里主要指艺术教育)文字主要见于《理想国》卷二至卷三以及卷十、《法律篇》(见《柏拉图文艺对话集》，朱光潜译)。本文就以这几篇文章为基础来简要述评下柏拉图关于艺术以及艺术教育的看法。
《理想国》卷二至卷三主要谈音乐，不过柏拉图把文学也包含在音乐的范围中。柏拉图谈到文学是为了城邦的保卫者的教育，主要针对的是儿童时期的教育。首先，柏拉图提出文学作品的标准，并认为“我们首先该审查做故事的人们，做得好，我们就选择;做得坏，我们就抛弃。”②至于什么是做得坏的?柏拉图提出像赫西俄德，荷马和其他诗人做的就是所谓坏的，他指责他们“说谎，而且谎说的得还不好。”③具体的是指他们“把神和英雄性格描写得不正确，像画家把所想画的东西完全画得不像。”④柏拉图举了赫西俄德所讲的乌剌诺斯的故事，并认为“这类故事在我们的城邦里必须禁止。”⑤他还要在城邦里“严格禁止神和神的战争，神和神搏斗，神谋害神之类的故事”⑥，这些在他看来只是寓言，虚假的事情。
柏拉图的这种看法是有着深刻的原因的，在他看来诗人的创作时在神的感召下发生的，是不由自主的，神意附在诗人身上，促使诗人创作出诗歌。神是理性神，神不可能做出违背道德的事情，这是因为神与理念一样，最高的原则是善，神不能违背这永恒的原则。神可以说就是理念的隐喻，柏拉图往往借神论来讲出自己的理念论。从这个角度看，荷马和赫西俄德讲的故事就是骗人的谎言，极不可信，而且对公民是不负责任的。为什么他们会讲出这样的话呢?这是由于诗人也是普通人，也是灵魂与肉体的结合体，他们的灵魂也要受到肉体的牵累，受到肉体的腐蚀，而不能很好的观照理念。正是因为如此，诗人才会产生一些幻觉或者是违背神意的观念，而诗人把这种观念复制出来表现在诗歌中，就可能会危害到本该一心向善(理念)的普通公民的心灵，从而使民众堕落，远离至善的理念。所以幼年时期的孩子所听闻的东西会给他一生留下无法祛除的影响。所以他要城邦提供好的故事给儿童，以逐渐培养他们的高尚品德。柏拉图这里已隐晦地提出了艺术要与道德相一致，美要与善相统一的看法，只是从神论的角度来看，理念论体现的不够明显。值得注意的是，在这里，柏拉图是从统治者的角度来考察艺术教育乃至整个教育的，这从根本上决定了他的教育思想的论调。
接着柏拉图提出了文学的标准规范：“无论写的是史诗，抒情诗，还是悲剧，神本来是什么样，就
应该描写成什么样。”⑦至于神是什么样的，他提出了神的两条法律，一是说“神不是一切事物的原因，只是好的事物的因”⑧，二是说“神们不是一些魔术家，不变化他们的形状，也不在言语或行动上撒谎来欺哄我们”⑨。 柏拉图以这个标准来批评荷马描绘神的可恶、可恨、无耻的一面，他认为这不是神的本来面目，“他们理应一律勾销”⑩。神的原则就是理念的原则，文学的规范就是要符合神或理念的原则。
以上是就诗歌的题材来说的，柏拉图接着又把诗歌的形式分为三类：一是纯粹的模仿，如悲剧和喜剧;二是只有诗人在说，如合唱队的颂诗;三是模仿和单纯叙述的揉杂，如史诗和其他的诗。对柏拉图来说，诗歌的形式也很重要，纯粹的模仿不符合理念的原则，因为理念的最高原则是至善，所以诗歌只能模仿善的理念，而不能所有的理念(比如恶的)。第二类的诗歌是柏拉图的理想国所鼓励的，颂诗是歌颂神的德行的伟大作品。而第三类诗歌只要模仿神的本来面目，没有歪曲神的品行就是允许的。诗歌的形式分类也体现了诗人的分类，诗人也有不同的类别。柏拉图认为理想国需要的是严肃的诗人，他们的作品必须是善的，只模仿好人的话，而且必须遵守立法者为城邦守卫者的教育所设定的那些规范(比如说他们的作品应该充满英勇的品质，有节制，诚实等品德，这样才可以供保卫者学习、模仿)，否则就应该“把他涂上香水，戴上毛冠，请他到旁的城邦去”?。他不是从艺术给人的单纯的快感或不快的角度看待艺术的好坏，而是从城邦的立场，为了城邦的利益要求艺术。在这个立场上，柏拉图扮演的是非常严肃的城邦守卫者的角色。诗人在他那里是受严格检查的，是受他的城邦规范及内心深处的哲学观念约束的。依据道德至上的原则，诗人宁缺毋滥。
在《理想国》卷二至卷三的最后，柏拉图谈到音乐，他认为音乐包含三个部分：歌词和乐调、节奏。接着柏拉图提出像伊俄尼亚式和吕底亚氏这两种“柔缓式”的乐调是不适合于培养优秀品质的城邦守卫者的，只有多里斯式和佛律葵亚式这两种乐调才应该保留下来。因为他们要么是勇猛的、处于逆境中的乐调，要么是温和的、处于顺境中的乐调。总之那种哀痛怜悯柔缓的乐调是不应该保留下来的，这是柏拉图提出的音乐教育的标准。柏拉图在这里还谈到了美的标准问题，他认为美与不美在于节奏的好坏，节奏的好坏在于语文风格的好坏，语文风格的好坏在于心灵性格的好坏，语文、乐调、节奏的美都要表现好性情。这样柏拉图就打通了音乐和心灵的关系，并由此来阐明音乐教育的重要作用。音乐教育比其他教育更加重要，因为第一，节奏和乐调可以深入心灵深处，从而美化心灵，若没有音乐教育，心灵就会丑恶不堪;第二，音乐教育可以使人增加对美的热爱和赞赏，并使人的性格变得高尚。柏拉图此种看法隐藏着一个重要的理论假设：心灵需要节奏，节奏能满足心灵向善的要求。
《理想国》卷十主要谈诗对人的危害，开篇柏拉图就要禁止一切模仿性的诗歌，在卷二至卷三柏拉图已经提到了诗歌的标准，就是只能模仿好人的话，在这里他要禁止所有模仿性的诗，原因在于诗人们不知道诗的真正面目。柏拉图为什么说他们不懂得诗的真相呢?这两种不同的表述是否矛盾呢?首先在于模仿性的诗歌和真理即理念世界隔着两层，它只模仿现实世界中的事物，而现实世界只是理念世界的影子，所以说诗只能是影子的影子，当然模仿诗人不会懂得诗的本质了。对柏拉图来说，颂神的和赞美好人的诗歌不属于模仿性的诗歌，虽然他们也模仿，但是他们不是以纯粹的模仿为目标，是为了教育城邦的保卫者而创作的，所以他们能保存下来。柏拉图在这里还谈到了城邦要禁止模仿性诗歌的另外一个原因，就是它们讨好群众，迎合人性中的低劣的成分如感伤癖和哀怜癖，从而损害城邦公民的德行。
上面这些是《理想国》谈论艺术教育的观点，主要论述的是保卫者儿童期的教育。柏拉图认为教育是紧随一生的事情，不同时期要受不同的教育，十七八岁以前就应该只受音乐(当然也包括文学)教育，这和现代教育观念不谋而合，儿童期的艺术教育对于培养发展个性是不可缺少的。
除了《理想国》还有《法律篇》谈到了艺术教育，其第一部分论及到音乐和舞蹈的教育，他认为音乐和舞蹈好坏的标准在于能否表现德行，这与《理想国》论诗歌好坏的标准是一致的。这段还提及到了一切教育的目的在于约束和引导人向德行(善)靠拢，从而达到心灵和谐。最后一部分论述的是“诗歌检查制度”，不论悲剧，喜剧还是诗歌，舞蹈都要模仿最优美最高尚的生活。很显然，最优美最高尚的生活就是有德行的生活，这就是希腊人最值得过的生活，当然也是理想国中的生活。
以上分析可以看出，贯穿柏拉图艺术教育的一条基本观念：艺术要和德行相协调，艺术教育要服从于政治。这方面是紧密相关的，在他看来，艺术的目的不在于使人产生快感(当然艺术必然能产生快感)，而是为了培养理想的城邦保卫者。
柏拉图关于艺术、艺术教育(审美教育)的看法在西方美学史上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自此艺术(艺术教育)和道德、政治再也不能撇开关系，它们总是纠缠在一起，艺术从来都不是自律的。如中世纪美学家都强调美是上帝的影子，而艺术的目的在于见证上帝的光辉，使人通过艺术心悦诚服地敬仰、崇拜上帝，这对中世纪政教合一的教会的统治产生的积极效果是不言而喻的。
与柏拉图几乎同时的中国思想家孔子的审美教育思想也强调艺术(教育)的道德效果和政治功用，比如孔子提倡“乐教”和“诗教”。这点和柏拉图比较类似，二者还有一个共同点，他们的艺术教育都是为了实现理想的国家统治而提出的，但他们的理想都没有实现。究竟艺术教育能不能达到道德的目的呢?能不能达到理想的政治功用呢?这实际上牵涉到一个更高层次的问题即艺术的价值问题。艺术的价值何在?如果艺术的目的在于道德实践，在于政治功用，那么艺术有没有自为的价值呢?我们知道从心理学上分析，创造艺术的目的是为了情感的宣泄，艺术的功用之一也在此。艺术的具体功用体现在对个人情感及心灵的影响，从而间接起到道德及政治上的功用。所以以道德及政治的标准来要求艺术，实际上不是对艺术本身的要求，而是对艺术的潜在影响的要求。艺术是自为的，它的产生不必然地对人人有好或坏的影响。以道德和政治功用来衡量艺术就是对艺术自由性的约束，艺术本是个人感情的自由释放。艺术的自由性就体现在对心中的情绪完满、自由的宣泄，否则艺术就无自由而不成其自身。
从这个角度看柏拉图的艺术教育思想，就会更清晰地了解柏拉图的用意。柏拉图正是看到了艺术的自由性可能会造成坏的影响，所以强调艺术教育要与道德、政治相谐调。柏拉图是认识到了艺术的自由性，但是在理想国里艺术的自由性不允许体现出来，艺术教育必须符合城邦法律的规定，从而在更高的层次上符合至善的理念。
看了“柏拉图的哲学思想毕业论文”